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美国开启了全面对华战略竞争，并在拜登时期逐渐成型。它的四条基本线索是：经贸上对华“脱钩”，地缘上复制冷战时期对苏策略，安全上激活美式“军国”体制，外交上推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外交。美国对华认知严重扭曲，必然导致错误的政策和错误的结果。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倪峰，文章来源于“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微信公众号。

　　以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战略》为起点，美国开启了全面对华战略竞争。从那时算起，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已历时六年多，经历了共和党、党两届政府。观察其发展轨迹我们发现，特朗普作为反建制政客以一种“狂野”的方式开启了这场竞争；而2021年拜登执政后，作为一名典型的建制派，对这一竞争战略进行了“优化”和“升级”。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发布的《战略》中指出“中国是唯一有能力、有意愿挑战国际秩序的战略竞争者”，未来十年是对华战略竞争“关键的十年”。

　　由此可以看到，美国以中国为战略竞争重心、以长期竞争为主要基调的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已基本成型。如果将这一战略做一个梳理，它主要由四条基本线索构成：

　　“脱钩”概念由特朗普政府正式提出，是特朗普对华实施全面战略竞争的初始冲动，这场竞争以贸易战开启。然而，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世界高度融合，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断然“脱钩”对美国及其许多盟友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这一点在中美贸易战和随后发生的疫情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然而，阻止中国崛起又必须“脱钩”，为此，拜登政府上台后转变了提法，用“去风险”一词代替“脱钩”。但而从本质而言，“去风险”只是“脱钩”的一种委婉说法，核心含义是有选择的、渐进式的“脱钩”。拜登政府执政后并没有对特朗普政府对华输美产品大范围增加关税的做法进行任何调整。而“去风险”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在高科技领域通过建立“小院高墙”，将中国与美西方尽可能彻底地阻隔开来，以此来维护其科技优势。二是在一般经济交往和贸易领域，通过“友岸外包”和“近岸外包”，将一些重要和关键的产业链从中国移出，降低对中国的依赖。最终的目的还是产业链“去中国化”，在世界上形成两个有联系但主要是平行的市场体系。

　　虽然现在拜登本人及其官员口口声声表示不寻求与中国打冷战，但是它们的很多做法和冷战时期有相似性，如加强双边同盟体系，搞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美英澳三国协调，推动北约东向。所有这些做法就是通过叠床架屋的盟友、盟伴体系围堵中国。而美国在第一岛链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在东海、台海和南海的强化部署，就是在制造对华战略竞争 的正面战场，其中最突出的部位就是，这是近年来美国在方向加大战略资源投入的根本原因。

　　而在广大“中间地带”，美国联合其盟伴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频频出手。最近，美国还拉拢欧盟和印度，试图将中国从“全球南方”的概念中排除。而美国这些做法的指向非常清晰，就是要在广大的“中间地带”与中国展开影响力争夺。

　　美国社会利益多元，权力分散且相互制衡，加上其“东西两大洋，南北无强邻”的优越地理位置，在二战爆发前，美国并没有很强大的体制以应对大国竞争。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霸主，出于同苏联进行冷战的需要，美国通过制定1947年《法》对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成立了国防部、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通过、共和两党在方面的一致观点，加强了政府与国会的协调和政府与社会的协调；通过强化军工复合体形成了利益链条。美国国内将这种体制称之为“国家”，这其实是一种美式的“军国”体制。

　　在美苏冷战期间，这一体制曾发挥过巨大作用，但在冷战结束后，这一体制随着苏联的解体曾一度式微。“9·11事件”后，这一体制被部分激活，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爱国者法案》的出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战略界借鉴与苏联进行冷战时的政府和社会动员经验，结合反恐战争中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所谓“全政府”的概念，主张动员、整合资源，统一步调，与中国进行全面竞争。

　　在意识形态议题上，美国强调国家身份，放大体制差别所带来的影响，渲染西方世界注定无法与中国和平稳定相处，以此来进行国内和国际动员，在国内形成共识，并争取将更多国家拉进阵营。

　　以上四条线索构成了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基本要件。近年来，中美关系遭遇严峻困难，根源在于美方一些人固守冷战和“零和博弈”思维，执意将中国定位为“最主要竞争对手、最重大地缘挑战”，严重扭曲对华认知。错误的认知必然导致错误的政策、错误的行动、错误的结果。■